編輯室報告 / 勞動視野工作室

對希臘工人而言，由全國性大型工會組織的「總罷工」並不只是和雇主階級談判薪資的施壓手段而已，同時也是當代議政治失靈、選票無法有效監督政客時，由工人集體向政府展現力量的極致。

希臘自2009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以來，社會危機持續延燒，經濟成長先停滯後衰退，全體失業率大幅飆升。在如此經濟困境下政府財政收入亦銳減，導致無法償還向跨國金融資本所借的債務，而以IMF為首的國際金融機構則以貸款給希臘政府之名，實質上對跨國金融資本進行紓困，並進一步以希臘所欠下的龐大政府債務為口實，幾乎綁架了整個希臘政府，凌駕於希臘民主制度之上將國內各項社會經濟政策視為自己的囊中物。在國際金融機構的壓力下，希臘政府大量裁員、削減退休金以及壓低工資，並將國家財產和國營事業機構出售給私人資本。今年年初希臘人民投過選票將誓言向緊縮政策宣戰的「激進左翼聯盟」送進政府，然而這個「左翼政府」並未實現當初的諾言，現在成了希臘工人們罷工抗議的對象。

〈左翼之聲〉網站記者Alejandra Ríos
赤心  譯、季耶  校

11月12日星期四，希臘公營和私營部門的工人一起發動罷工，抗議齊普拉斯的所謂“左翼政府”和第三次救助方案帶來的嚴厲緊縮措施，整個希臘陷入了癱瘓。這是激進左翼聯盟-獨立希臘人黨（SYRIZA-ANEL ）聯合政府今年九月重選上臺以來的第一次總罷工。

希臘工會宣佈總罷工獲得了成功，全國的工人廣泛參與了罷工。根據公務員工會（ADEDY）的統計，至少有65％的會員參與了罷工。公共交通維持很有限運作；希臘地鐵，城市和全國鐵路，有軌電車停運，許多國內航班取消。學校，政府部門，公共部門，藥店，以及許多的商店都關門了，博物館和考古遺址也跟著關閉了。醫院只接受急診病人。電視臺，廣播電臺和平面媒體的記者也罷工了。

〈左翼之聲〉記者為此採訪了希臘國際主義共產主義者組織—斯巴達克斯（OKDE-Spartakos）成員、希臘國家研究基金會研究員的Gianna Katsiampo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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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2015年11月12日罷工的訴求是什麼？有何意義？

第三次備忘錄的簽署帶來了令工人階級心煩意亂的新措施。希臘政府計畫於2015年11月20日就第三次備忘錄的第一個法案進行議會投票：削減退休金和工資，67歲（不論工齡）才能拿到退休養老金，對農民和低收入工薪人員進行搜刮式的課稅，沒收那些無法償還銀行貸款人員的房產，對機場，港口，鐵路等公共財產進行大規模的私有化。所有這些毀滅性的緊縮措施引發了這次罷工。

11月12日的總罷工是激進左翼聯盟-獨立希臘人政府新時期內的第一次總罷工。這次事件本身非常重要，因為它表明了群眾行動的必要性，以及工人階級對開啟反對備忘錄和緊縮政策的新一輪鬥爭的情緒。它也意味著工人經歷激進左翼聯盟和獨立希臘人黨政府第一次當政時期（譯按：由2015年1月26日至8月20日）時體現出的猶豫不定的態度之後，工人運動有望進入新的鬥爭階段。

哪些人參加了罷工，參與率令人滿意嗎？

參與總罷工的包括公私營部門的工人和雇員，也有遭受危機嚴厲打擊的小企業主。儘管債務危機期間，因削減資源和裁員，公共部門大大縮減了，但公共部門工會的群眾參與仍對罷工的勝利作了主要的貢獻。教師，市政工人，交通運輸業工人，醫務人員等等是公共部門工會的主力，左翼在其中力量特別強大，這裡力量對比也有利於群眾行動。

雅典街頭同一天發生的罷工和示威遊行的參與人數非常令人滿意。罷工沒有受到擁護緊縮的反對黨（新民主黨，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党，大河黨，中央工會New Democracy, PASOK, Potami, Center Union）和大型媒體財團輿論的支持，他們反而不斷地試圖讓人們相信，除了緊縮政策和備忘錄外沒有其他出路，他們公開反對罷工，鑒於這些情況，罷工的參與人數應該受到更好的評價。更有趣的是，罷工獲得勝利的時候卻是總工會GSEE（工會聯盟）失去公信力的時候，在夏季對緊縮方案公投的幾天前，總工會的主席發表聲明支持緊縮措施的第三份備忘錄。

我認為工人中有戰勝工會官僚的高漲情緒。在這個緩慢發展的過程中，工人協會（workers’ associations）會在工作場所發揮重要的作用（我們稱它們為“基層工會”，它們就像工廠工人代表委員會）。它們的戰鬥性顯示了建立一支反對工會官僚領導的替代力量的發展方向。

這次罷工受到反資本主義左翼陣線（ANTARSYA），人民團結黨（Popular Unity），希臘共產黨（KKE）和無政府工團主義組織政治上和和實際上的支持。激進左翼聯盟的勞工關係委員會（Labor Relations Committee）正式發佈一則公報支持罷工。這個事實本來就矛盾，但也可以合理地解釋：激進左翼聯盟想表現出左的姿態，用來與三架馬車（歐盟、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談判，反抗三架馬車的壓力。激進左翼聯盟想將罷工描繪成一場不是反對政府的罷工，而是反對三駕馬車的罷工。我感覺他們的手段沒能得逞。人們很清楚罷工反對的是誰。

但真正有爭議的問題是人民團結黨既支持罷工，卻又與激進左營聯盟合組一個工會內的派別。這是我們面臨的大問題，涉及到聯合行動，這個我們在聯合陣線政策框架內的提議。

雅典示威遊行有著怎樣的氛圍，你們的立場是什麼？

我之前說過，就參與人數而言，示威遊行很成功。反資本主義左翼陣線支持的基層工會代表團是我們集會中參與人數最多的一個。外國讀者已經注意到希臘共產黨總是在不同時間組織它自己一夥的單獨集會，不願與罷工全體步調一致。大學生的參與人數也很多，他們覺得失業是他們未來必須要面對的事。

此外希臘的多個城市也發生了大型集會和遊行。

我們認為最積極的因素是工人，失業者，青年有潛力將群眾示威繼續進行，將反對緊縮的鬥爭繼續發展下去，打敗左翼和工會聯盟的改良主義領導。歐盟和希臘的資本主義是不會對改良主義左翼乞求的一點點救濟措施作出讓步的。

此時此地，要求只有一個：與備忘錄和歐盟作鬥爭，與激左盟-獨希黨的政策作鬥爭，與改良主義的幻想作鬥爭。

你對罷工有何評價，對鬥爭的繼續有何建議？左翼（例如反資本主義左翼陣線和人民團結黨）之間對此有什麼爭議嗎？

我們以希臘國際主義共產主義者組織—斯巴達克斯（第四國際希臘支部），反資本主義左翼陣線成員的身份評估這次罷工，認為對付我們過去五年來遭遇到的以備忘錄形式的資本主義襲擊旋風，唯一的辦法是通過街頭鬥爭，罷工，佔領，群眾動員，大眾集會，在可能的情況下工人佔領並控制工廠，人民不能對資產階級政府抱有一絲希望。

激進左翼聯盟的例子打破了認為“左翼”政府可以在不依靠工人階級群眾行動的情況下提供解決方案的幻想。我們的力量在於團結，在於工人，失業者，青年和移民的共同鬥爭。最終而言，這種共同鬥爭是扭轉這種充滿幻想的解決方案，贏得我們在工作，健康，教育和體面生活上的各種權利的唯一方法。

如上所述，我們為聯合行動而奮鬥。關於這點，我們與其他左翼政治力量有過討論。然而，我們所面臨的關鍵問題是，進行這些討論的結果並不是要採納一份改良主義的政策建議。在泛左圈子裏，關於希臘能夠在資本主義框架內重建全國生產的理論和計畫仍然盛行，仍會被採納，比如人民團結黨的方案就是這樣，而我們需要清楚說明反資本主義綱領的過渡性要求，以此作為保持工人階級政治獨立的基礎，才是聯合行動的正確方向。

我之前說過，這次罷工是一個好的開始，成千上萬的人大規模參加紀念1973年11月17日雅典工藝學校發動反對獨裁的起義42周年的示威遊行，延續著這次罷工。1973年的這次起義是在反對改良主義意圖和傳統左翼政黨的漸進民主改良幻想的背景下發生的。這就是我們的政治路線和策略依然有效的地方：相信工人階級的革命潛能，不信任官僚和改良主義的領導。工人階級政治上的獨立，工人階級行動上的團結。這些是我們前進道路的指南，今後一段時間它在總罷工中會為我們提供有利的機會。

原文連結：http://www.leftvoice.org/Greece-Str⋯⋯

Alejandra Ríos 在雅典報導

赤心 譯
宋治德 校

Photos: Josefina Martinez @josefinamar14 

 

編輯室報告 / 勞動視野工作室：

每當景氣一片慘淡，不論企業先前獲利多麼豐厚，倒楣的總是受雇者，等著工人的不是無薪假就是關廠解僱。景氣好時，工人分享不到企業的利潤，景氣壞時，卻讓工人承擔經濟危機的苦果，這合理嗎？面對資方關廠的決定，工人是不是只能接受失業的命運，還是有其他選擇？今年五一勞動節，英國《衛報》報導了歐洲的工人接管工廠風潮。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讓許多公司訂單短少、經費短絀，然而許多工人拒絕關廠解僱，自己接手營運，據統計，目前歐洲約有500家倒閉的工廠被工人接管。2013年，希臘政府關閉了國有的希臘廣播電視臺（ERT），然而卻有600名員工自行組織起來，佔領希臘廣播電視臺並進行集體管理，繼續為社會大眾製播新聞，尤其是和工人如何團結抗爭、人民生活如何窮困有關的消息，還開放民眾參與新聞製作。在這篇訪談裡，佔領運動發言人Nikos Tsibidas講述了這兩年來的抗爭歷程，這些工人的經驗或許能給予我們不小的啟發、從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工人的困境。

2013年，政府關閉希臘廣播電視臺（ERT）之後，工人進行了抵抗，並集體自我管理ERT，繼續播放了兩年之久。

2013年6月，總理安東尼斯·薩馬拉斯關關了國有廣播的電臺電視臺公司ERT，這個行徑是政府實施的緊縮政策的一部分。對此，議會裏沒有進行辯論或投票；一夜之間，政府強行裁撤了ERT所有的員工。

針對關閉ERT，其工人決定佔領ERT大樓，在兩年以來，他們以「開放的ERT」（ERT Open）之名，並採取一種自我管理的方式繼續營運這間公共電視臺。儘管他們遭到政府的完全抵制，被警方逐出了電視臺，但他們還是繼續在其他各地進行播報，為工人反抗緊縮的鬥爭提供了平臺。

他們致力於為多元的公共廣播服務而進行的鬥爭得到了回報。2015年 6月，現任政府被迫重開ERT，距離它此前被關閉已有兩年了。目前ERT又受到威脅，工人重新面臨著失業。

我們參觀了ERT在雅典的大樓，訪問了Nikos Tsibidas，他是佔領時期的發言人，他和我們講述他們的鬥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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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人在ERT裏工作？

上屆政府在2013年6月關閉電視臺時，有3000名員工，但目前有2000人。兩年後，一些人不願意重返崗位，一些人退休，還有一些人離開了希臘。令人傷心的是，18名之前的同事死了，他們當中一半是自殺，因為他們失去了工作。

你能為《左翼之聲》總結ERT的鬥爭嗎？

兩年的鬥爭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在2013年6月到8月之間，在此期間，儘管我們自己的隊伍中有著不同的策略，但維持一個反抗政府的聯合戰線。管理層的目的就是要離間我們。

第二時期開始於2013年8月，當時政府說它要求ERT員工到私營廣播公司Nerit所開辦的新頻道工作。這個建議分裂了工人；大約有六百名工人接受了政府的建議而離開了，剩下的人留了下來，並繼續在雅典這棟大樓用原初頻道、從薩洛尼卡的另一個電視臺進行播報。

2013年11月，警方進入大樓。大樓是我們的主要工作場地——節目的每一個技術層面的工作都是在這裏完成的。我們失去了它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當警察在早上五點半進入時，我們只有五十名工人守護著大樓。我們無法進行任何抵抗，但幾個小時之後，我們重整了隊伍，在大樓的街道對面，租了一個地方。我們設立了演播室，派人去希臘北部，保持另外一個在薩洛尼卡的電視臺的播放。我們增強了防衛，就這樣，我們得以保持19個頻道（譯按：包括電臺和電視）能現場直播。我們同樣在ERT大樓外的街道上組織了新聞簡報。

你們如何養活自己？你們有薪水嗎？

我們靠著記者協會和技術人員工會設立的團結基金， 以及由支持者提供的食物、汽油等物資，而保持鬥爭。

在希臘，每人每月可領400到500歐元的失業救濟金，但只能領一年，因此家庭和朋友提供的支援也很重要。

你們是如何組織佔領行動的？

在這場佔領鬥爭中，有600人自我組織了起來。2013年8月，發生主要的分裂後，我們徹底改變了工作方式，實施了一個更為橫向發展的結構和組織。兩年裏的經驗表明，在某些地方這種模式非常有成效，有些地方則成效不大。有廣播電臺設在社區的小鎮，這種模式效果很好。那裏的人能很快地組織起來，參加集會的人更有活力，社區與工人有更為直接的聯繫。像雅典和薩洛尼卡這種大城市，這種模式並不那麼成功。

我們開始組織「開放的ERT」時，很顯然，如果某個特定部門的負責人備受工人尊敬和保持對運動的忠誠，那麼這人在工人自我組織動員期間就會當選為「指揮」或「協調人」。

你們如何作出決定？

我們沒有等級、沒有老闆，所有的戰略決策都在集會時制定。這項工程並不容易。

我們試著發展一個混合體系來做好事情。因為新聞簡報的製作時間很吃緊，必須選擇一人負責此事，他被授予決定權。而他在新聞簡報的準備期間，其他人不能干涉，但簡報播放出去後，不同意見就可以對此進行討論。要在一個宏觀的範圍內完成這個任務並不容易。

這種新的組織模式影響到你們發佈新聞的方式了嗎？

是的。這和我們過去25年的工作方式截然不同。我們正在試著保持這種工作方式，不僅因為這種製作新聞的方式不同，或是因為我們免除了自我審查而感到自由地作任何報導；而且也因為這種新聞播報方式的改變其主要因素來源於社會。離開的人不想向社會開放電臺。但市民才是最優秀的記者，地方社區參與了廣播節目的製作過程可以說明這個道理。

我們播報和主流媒體不同的新聞。我們會談論罷工，示威，街上的騷動等等。我們會談到失業的人，沒有食物而在學校裏餓昏的孩子們，以及那些無法支付電費的人。

商業電視臺說希臘人懶惰，這個經濟危機是咎由自取的，這個國家需要改革，我們必須要有耐心，罷工和示威會趕跑遊客云云。我們採取了不同的路線，人們逐漸開始收聽我們的電臺。甚至當政府下令關閉我們的衛星服務，我們每天也有五十萬的聽眾（為了用衛星進行報導，我們從外國私人公司租用了空間）。因為我們在談論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們正在經歷的削減措施和失業。我們必須站隊，所以國家對我們很不友好。

我們作出了很多犧牲，除了這一棟（譯按：即後來被警察攻入的ERT大樓），我們設法維持我們所有的建築物。ERT在山裏有115個信號發射臺，有50個在我們手上。我們像媒體遊擊隊，深更半夜騎摩托車穿行在山裏，「攻佔」不同的發射臺。要是我們被抓到，就會面臨被檢控。

 

選舉期間的情形怎麼樣？

我們電視臺不支持激進左翼聯盟，我們沒有說投票給激進左翼聯盟或者投票給左翼。我們批評政府，除了新納粹金色黎明外，邀請所有政黨參加選舉辯論，當中有來自前任政府、希臘共產黨以及綠黨的政治人物。

全民公投呢？

你可以想像得到，我們大多數以個人身份投了反對票。所有的主流媒體都支持投贊成票。他們說如果否決的一方獲勝了，那任何可以想到的災難都會發生。但是儘管有壓倒性的否決票，但幾天後，政治制度清楚地表明它無法為這個國家服務。我並不說有60%的人支持脫離歐盟，但大多數人，依我之見有一半，已經做好了足夠的準備。他們需要的是有人告訴他們一個計畫，儘管這將會是一條艱難的道路。但這是一場政變，一小撮權勢者決定了這個國家的未來。

你能給我們舉出一些ERT和其他工人鬥爭團結的例子嗎？

我們支持在薩洛尼卡反對水務私有化的鬥爭。我們報導了在克里特島反核廢料傾倒的鬥爭。我們向教師提供廣播和電視空間，讓他們辦自己的節目。當然，我們也支持在薩洛尼卡由工人控制下生產建材的Vio.me公司工廠裡的鬥爭，我們與那裡的工人保持著非常密切的聯繫。我們於第一時間報導了饒舌歌手Pavlos Fyssas遭法西斯分子殺害的事件，Pavlos Fyssas是一名政治活躍人士；這是一場政治謀殺。我們支援被囚的無政府主義者Nikos Romanos為爭取在監獄裏的學習權而進行的絕食抗議。

你們目前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我們面臨很多的壓力，因為我們是公共電視臺。我們的最大挑戰就是要保持它的完整，在沒有老闆的情況下工作下去，沒有審查制度而報導新聞，保持電臺開放給社區的參與。

實施第三份備忘錄也許會意味著對ERT的完整性構成新的威脅，並為員工帶來失業的問題。三駕馬車想要關閉ERT，政府會試圖縮減員工。鬥爭還沒結束。我們要在這場鬥爭史上書寫新的篇章。

  

譯自《左翼之聲》。原文連結：http://www.leftvoice.org/Interview-with-Nikos-Tsibidas-public-broadcaster-ERT-under-workers-control-during-two-years

◎宋治德（前香港職工盟組織幹事，現於法國留學。）

 

 

 

編輯室報告 / 勞動視野工作室：

近期希臘一直是全歐甚至全球的政治焦點，而希臘工人也位於反抗金融寡頭的最前線。自從2009年至今，希臘工人大小抗爭不斷，前後發動過32次總罷工，2015年1月25日，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在希臘大選中獲勝，這是歐洲新興左翼政黨躍上執政舞台的先聲。各國政府和國際銀行一刻也不敢鬆懈，緊緊注視著希臘，就怕希臘萬一拒絕緊縮政策，其他債務國將有樣學樣，金融寡頭的錢袋也將不保。而全世界的工人和抗爭者們，也同樣緊緊注視著希臘，除了心繫希臘百姓民不聊生的苦難，更要向希臘工人抗爭的經驗學習，看著希臘工人能否在詭譎多變的政治風雲中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工作室盼關注勞工權益者亦廣開國際視野，特刊登此好文以饗讀者。

 

過去兩個多星期的希臘局勢，變化速迅及富戲劇性，令世人廣泛注目。7月5日的公投，參與反對票運動（即反對三駕馬車——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和國際貨款基金組織——提出貸款條件的緊縮措施）的民眾、工人階級所釋放出的能量，肯定是過去幾十年來（自1970年代以降）希臘所未有的、甚至是歐洲少見的現象（有評論將它相比1974年的葡萄牙革命——從群眾動員層面而言）。公投結果出人意料地是62%大比數的反對票，卻不到一星期，執政黨激進左翼聯盟（下稱Syriza）竟然與三駕馬車達成貸款協議，接受比原先更為嚴厲的緊縮措施（台灣媒體將Austerity譯為「撙節」，但它在中國古語裡是褒義詞，與浪費相反的節約意思，但現在Austerity英文裡實際意涵已較為貶義，亦不止是「節約」的意思），以及強行在國會通過新的緊縮協議，激發民眾巨大的反彈，以及Syriza內部的分裂。

先稍為離題，說明一下這次公投的內容。這次公投的針對目標，是民眾就三駕馬車早前提出的貸款條件——緊縮措施，投下「反對」或「贊成」票。但它不包括希臘政府自己對三駕馬車所提出的貸款方案。其次，即使反對票勝出，亦根本不是早前主流媒體所說的「倒債」，而Syriza領導利用這個公投結果向三駕馬車提出其方案。而此前希臘政府代表與三駕馬車的貸款談判，亦從來不是要求「倒債」或「不還錢」，只是要求給予「債務重組」的方案選項（債權人主要是銀行）。但都一概被三駕馬車拒絕。

這裡主要集中討論三個問題：第一，公投對於反緊縮的民眾鬥爭和工人運動有何意義？第二，公投後，國會卻通過了比此前更嚴厲的緊縮措施，有評論認為（如前希臘財長瓦魯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將助長法西斯金色黎明黨的壯大，情況會否這樣？第三，通過新的緊縮協議後，希臘工人階級反緊縮的鬥爭發展又會怎樣？

首先，這次公投裡年輕人投下反對票的比例是最高的。基本上投反對票的年齡群，18至24歲有85%（反對票統計數據），而且還有很多是18歲的「首投族」。如果以這個年齡群來看，都是在希臘加入歐元區下長大的一代，現在卻大部份反對歐盟並準備接受「希臘退歐」（Grexit）的後果。因為他們眼中的歐盟（歐洲央行、歐元集團），就是代表了緊縮政策、銀行集團的利益和不民主的決策機關。

另外，這亦是一次階級對壘的投票，即使是希臘本土的主流、右派的媒體，也不得不承認為「階級公投」。因為投反對票的主要為基層民眾、工人階級或中產階級的下層部份；工人階級或基層民眾為主的地區亦是反對票佔優的地區（見譯文：〈雅典見證：人民拒絕了緊縮方案，且這不過是個開始〉）。相反，資本家階級、上層階級、企業老闆等等，當然是投贊成居多，富裕地區亦同樣是贊成票的票倉。

而且在整個公投舉行前夕，反對和贊成的陣營的民調基本不相伯仲。不要忘記，贊成的陣營除了有各大財團資本家的幫助外（恐嚇屬下員工必須投贊成票），還配合私營媒體一致地開動宣傳機器。更為離譜的是，歐盟官員輪流出場恐嚇反對票勝利的後果等於「希臘退歐」，以及歐洲央行親自督師實行「貨幣窒息」措施（monetary asphyxiation），拒絕希臘要求增加緊急流動性援助（Emergency Liquidity Assistance），從而導致希臘銀行出現擠兌而被迫閉門一星期，以此製造恐慌（見瓦魯法克斯於英國《衛報》的文章）。但結果是民眾毋懼任何的恐嚇和勒索，以大比數的反對票對資本家階級、三駕馬車予以狠狠的還擊。

其實，這次公投的反對票勝利，是得益於過去幾年來工人階級自下而上組織起來反緊縮的鬥爭，亦是這場鬥爭的延續。茲舉兩個鼓舞了全國工人階級鬥爭的重要事件。第一件是兩年前（2013年6月）國營電視台ERT的員工反關閉電視台的佔領鬥爭。當時的右派政府為配合三駕馬車的緊縮協議突然宣佈關閉整個電視台，即時解雇2600多名員工，但員工佔領電視台大樓並自行繼續播放節目，民眾紛紛趕往電視台大樓聲援佔領的員工及阻止軍警的清場。到今年6月Syriza宣佈ERT正式復播，重新聘回ERT的員工（見此次事件的介紹文章）。另外就是財政部的女清潔工的反裁撤的鬥爭。2013年9月財政部解雇595名女清潔工，她們在財政部雅典的總部外搭起帳篷進行了20個月的露宿抗爭，她們的鬥爭得到大部份民眾的同情和支持，結果她們最終在今年5月獲得復職。其他還有不同大大小小的工人階級的自發鬥爭，多不勝數。總之，希臘工人階級已自我組織、動員起來，進行了反緊縮的鬥爭。

 

 財政部被裁撤的595名女清潔工，經過連續20個月在雅典財政部總部外的露宿抗爭，終於在2015年5月獲得復職。

 

第二個問題，前財長瓦魯法克斯警告，這次接受三駕馬車新一輪的緊縮措施會壯大法西斯金色黎明黨（見ABC訪問）。這固然是值得探討及警惕的問題，但瓦魯法克斯此說法有他要突出緊縮政策的聳聽的考慮。其實，過去幾年來的緊縮政策而引致的經濟–社會的危機，已經令到金色黎明黨得以茁壯發展。他們於2012年的國會選舉首次獲得議席，而其黨徒犯下多宗襲擊甚至謀殺少數族裔和外來移民的案件，仍然逍遙法外。還有其黨徒滲入警隊，並得到警隊高層的包庇。

但這裡有個轉捩點，就是2013年9月18日反種族主義饒舌歌手Pavlos Fyssas被金色黎明黨徒殺害而激起全國性的反法西斯主義運動。 Pavlos Fyssas被殺害後，剛於2012年由多個左翼團體、工會、人權組織和外來移民團體等組成的「反種族及法西斯主義運動陣線」（以下簡稱Keerfa），進行串連並發動抗議示威。2013年9月26日有5萬人齊集雅典，遊行往金色黎明黨的總部，要求當局立即取締金色黎明黨，並且要新民主黨領導的執政聯盟下台。其實，新民主黨本身上台後已經有計畫地將經濟、社會的危機歸咎外來移民，基本與金色黎明黨沆瀣一氣。但因為Pavlos Fyssas被殺激起了的全國反法西斯主義浪潮，再發展下去若與工人階級反緊縮的鬥爭合流，這股力量完全足以令到執政聯盟立即倒台。所以，新民主黨被迫採取行動，拘捕金色黎明黨多名高層領導，防止群眾的怒火蔓延而危及整個統治階級。

所以，金色黎明黨經此一役，氣焰已稍為收斂。在今次公投裡，亦呼籲其支持者投反對票，以此「洗底」及爭取更多支持。不過，金色黎明黨徒並沒有公開出現在運動裡。而且根據調查，其60%的支持者其實投了贊成票，充分顯示其支持者的階級取向（見譯文：〈齊普拉斯，你將我們的勝利弄成了什麼樣子？〉）。另外，作為反緊縮鬥爭骨幹力量的工會部份，金色黎明黨在這一塊基本沒有任何勢力。緊縮措施會否令到金色黎明黨再度發展，目前仍難看到。不過，希臘民眾的反法西斯運動已形成一定的社會力量，假如反法西斯的這股力量與反緊縮的鬥爭互相結合，這才能徹底打垮金色黎明黨。而從目前看到的資料，Keerfa和「反資本主義左翼聯盟」（下稱Antarsya，見團體介紹文章），正努力在社區層面從事這方面的教育和宣傳工作。而從2013年開始，每年10月會舉辦反種族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活動。

第三個問題，經過此次事件，若果在Syriza內部真的希望尋求變革資本主義、或脫離歐元區、銀行國有化的團體、工會，認清其真面目，而作出去或留的取捨，未嘗不是好事。那樣，目前情勢對希臘工人階級反緊縮的鬥爭有何影響？首先，Syriza整體上基本代表傳統社會民主派的改良主義路線（縱然其內部的左翼成員團體不一定都如此想法，尤其較有影響力的「左翼論壇」（Left Platform）），希望透過選票而達到改良資本主義。Syriza當初向民眾提供了一套如何擺脫緊縮政策的政綱及策略，民眾才選它上台，但結果它最終仍被新自由主義及資本主義的議會邏輯徹底擊潰（見Alex Callinicos的批評。他與Syriza的中委、左翼論壇的領導之一Stathis Kouvelakis的辯論視頻）。

Syriza最終臣服新自由主義，成為某種新工黨模式的「新自由–社民派」（Neoliberal Social Democracy），但它本身的議會道路並不一定到此為止。因為其政治上的主要對手新民主黨，也是此次公投贊成陣營的核心，經過公投一役的慘敗，黨主席（前總理）薩馬拉斯已為此辭職，現時正群龍無首，失去方向。而老牌社民派政黨的泛希臘社會主義（PASOK），自今年初的國會大選慘敗後，亦一蹶不振。另外，齊普拉斯對在國會通過緊縮協議而投反對票的黨員，開始進行整肅，尤其是左翼論壇的議員。因此，即使齊普拉斯短期內宣佈重新舉行國會改選，Syriza亦很大機會繼續成為執政，甚至毋須要靠像現時與中間偏右政黨籌組執政聯盟。

以上所述，希臘工人階級為反對緊縮的鬥爭已經自發動員、組織起來，若要更為有效、持續地與緊縮措施作出決裂，需要建立起一個更為強而有力的組織去領導這場鬥爭。這個明顯道理，有其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解釋。匈牙利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盧卡奇（Georg Lukács）在他的名著《歷史與階級意識》（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裡提出了工人階級的「被賦予的階級意識」（Imputed Class Consciousness）的問題。它有兩重意義，首先它是一套概念和知識，它包含工人階級對客觀社會狀況所產生的各種利益能夠聯系自身的直接行動及對整個社會結構的影響。這是從自發的反資本主義危機的鬥爭中產生的。但如何將這種自發鬥爭中的階級意識的認識–知識，轉化為持續性的策略與系統性的實踐指導來改變社會，這涉及第二重意義，就是組織的問題，盧卡奇在書中討論到共產黨（斯大林還沒奪權前的共產黨）的角色和作用。

環顧希臘現時有哪個組織能擔負起領導工人階級反緊縮甚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整體上不會是Syriza，但它裡面的成員團體，例如左翼平台，仍然有此可能。希臘共產黨在地方工會仍有其一定的基礎，但其領導貫徹宗派主義的特色，這次呼籲杯葛公投和投廢票而淪為笑柄，因其支持者大都走去投了反對票。至於另一個Antarsya，力量雖然相對薄弱，但卻具戰鬥性。在這次公投的動員裡，Antarsya與Syriza內的一些成員團體有一起合作，左翼平台能否與Antarsya有進一步的合作，建立起更強大的反資本主義左翼，是對工人階級反緊縮的鬥爭有重要的作用，在希臘、歐洲的左翼圈子裡開始有討論這種可能性。

總結而言，雖然Syriza領導推動通過新一輪的緊縮協議，但從目前情勢可見，並沒有動搖工人階級反緊縮的決心。當國會7月15日就有關緊縮措施進行表決之際，不同的工會已發動了全國大罷工，並且宣佈同類罷工陸續有來。齊普拉斯舉行公投本是一場政治賭博，作為與三駕馬車的談判籌碼，但他始料不及的是公投卻釋放出工人階級、民眾反緊縮鬥爭的巨大能量，鬥爭現在才正式開始。

 

2015年7月24日

 

延伸閱讀：

《希臘公投與工人階級反緊縮鬥爭》專刊

 

◎邱羽凡（勞動視野工作室）

 

 

日前發生於新北市的八仙塵爆乙事，除了引起社會各界對於傷者的關注之外，我國醫護人員的勞動問題也在連日救災的過程中再次浮上檯面，從澎湖空難、高雄氣爆到今天的八仙塵爆，醫療人力不足的問題連連造成醫護人員過勞，甚至護理人員一邊打著點滴一邊上班的情形已不是個案，而如同台灣護理人員的吶喊：「當病人在你旁邊哀號，哭喊著要你的協助時，不可能吃得下飯，只能用自己的身體來換他們的生命。」，這樣幾乎是以命抵命的血汗勞動也在德國醫療院所中發生，不同的是，德國的護理人員在德國服務業工會（ver.di）的組織動員下，高喊「增加醫療人力！」「明確化人力配置標準！」，進行了全國性的動員，並自今年（2015年）6月22日起，於全歐洲最大的醫院－柏林夏里特（Charité）醫院中進行無限期的罷工。 

本文完稿之時，德國護理人員的罷工在歷經整整十日後，已暫時告一段落，工會此役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亦即勞資雙方將於團體協約中明確約定：「第一、加護病房、兒童醫院與療養中心等各醫療單位的人力配置標準明確化；第二、一旦護理人員向雇主表示人力負擔超過約定標準時，雇主有立即採取改善措施的法律義務。」此一成果為護理人員對抗過勞工作奠定了法律上的基礎，行動政治的意義上則是翻轉了雇主的忽視勞動安全的人事政策。令人好奇的是，何以一場在醫院中罷工可以撐過整整十日並取得成果？人民的生命安全與健康在罷工中如何繼續獲得保障？為何社會言論、病患及其家屬沒有出面杯葛罷工？此等提問應不止是德國罷工文化此一主觀性因素所能解答，本文以對德國罷工現場的在地觀察，提出看法與分析供讀者參考。 

反血汗醫療的罷工行動 

自1990年代以來，如同在其他的產業，德國醫療健康產業也在新自由主義思維的支配下，走入互相競爭的營利取代維護民眾的福祉之途，國家投注於的資源亦逐步減少，削減支出的政策反映在醫療人事組織上，即是一再緊縮的人力配置以及隨之而來的過勞工作，自1990年代中期已來，德國療養院所中有超過五萬名護理人員被裁減，在病患增加但醫療人員減少下，工作時間拉長、休息時間被刪除，甚至護理人員需進行醫師的工作而無法專注於自己的專業上。一名護理人員表示自十年來加班已是工作上的常態，每週工時的正常工時雖然為38.5小時，但是每個月卻至少要負擔近90小時的加班時數，心臟科中的一名護理人員要照顧十名的患者、兒童醫院中的一名護理人則要負責36名兒童病患。另外一名護理人員則表示，醫院配置給31床的人力只有3 名護理人員，逢夜間與週末值班時更只剩二名人力，有時甚至是單獨值班，一旦有員工生病無法到班，在值的護理人員也沒有辦法要求醫院補足人力。在人力緊縮而工作源源不絕下，護理人員縱使有心給予病患最好的照護，在此客觀條件的限制下也難以達成。 

在此背景下，雖然護理人員所屬的產業中已有團體協約，但是此次護理人員的罷工提出了完全不同以往的訴求，亦即不是調薪等傳統的協商訴求，而是要求醫院為合理且明確的人力配置，這也是第一場以增加工作員額來挑戰雇主人事權的罷工，雖然雇主主張人力配置屬於資方的經營權力，勞方非得置喙，但柏林勞動法院則提出：「雇主的經營自由在員工的健康權面前沒有優先權，應該退讓。」亦即勞工可以為了改善勞動健康的問題而進行罷工。 

病患與家屬之聲援：這是一場為保障病患權益的罷工行動！ 

德國服務業工會在走訪了200間醫院所後，經過詳細的調查與訪問，估算出德國境內的醫療院所至少需補足16萬2千名護理人員，始能讓護理人脫離過勞工作的壓力。依據此一估算，工會要求以法律明訂醫療業中人事比例的規範，並組織了「為162.000護理人員號召162.000名護理人員站出來」的行動，工會於罷工前製作了16萬2千份號碼牌，於行動的第一階段讓支持此一訴求的護理人員登記領取，而領取號碼牌的行動也同時是工會與護理人員溝通罷工理念的平台，在行動第二階段亦即罷工開始後，所有持號碼牌的護理人員於6月24日下午13時於全國各地同時現身，共同表達增加16萬2千名護理人員的訴求與對罷工的支持。 

對於在罷工中被揭露的血汗醫療勞動，工會進一步將此問題連結到病患權益的保障上，在罷工的現場傳布著一句格言：「危及病患權益的不是罷工，而是醫院的人事政策！」，此句格言打動了不計其數的柏林市民前來支援，等待床位或是被取消或延後手術的病患亦對罷工抱持同情與理解之心情，良好的醫療品質只能經由合宜的勞動實現，此二者為一體兩面之理，此在這場罷工的宣傳中通過了社會大眾的檢證。

 

 

 病患生命安全與罷工權的拉据？－醫院緊急勞務設置化解衝突 

在夏里特醫院的罷工啟動後，第一週內即有113床加護病房的病床、800床的一般病房病床關床，亦即至少三分之一的病床因為罷工而不再收新的病人，另外尚有約1000個手術將因為罷工而暫停，病患的權益確實受到影響，雇主每天的損失也在50萬歐元上下，雇主也持此一理由向法院聲請暫停罷工的處分，但是法院迅即駁回雇主的聲請並明確表示：「柏林夏里特醫院的勞工得依法進行無限期的罷工。」此一法院處分並非特別令人驚訝，因為罷工權在德國雖然沒有如同我國勞資爭議處理法的明文規範，但卻是受憲法保障的權利。依勞動法院的意旨，罷工既為憲法所保障的勞動者權利，雇主的經營權在罷工前即應為一定程度的退讓，雇主因罷工而受損失乃是罷工本來的目的，國家沒有伸出援手保護雇主的必要，反之，欠缺力量而無能干擾雇主營運的罷工與「集體行乞」無異而失格，保障具有實力的罷工行動才是法律所追求的目標，所以雇主不得以營運損失為由而要求國家禁止罷工。 

與雇主的利益相較，值得考量的反而是一般民眾在罷工中的權益。罷工雖然經常對於雇主之外的民眾造成影響，但不因此就受法律禁止，在一般的生活狀態下，眾多行業與人民生活原本就緊密相關，不論是醫療業或是大眾交通業、商場百貨或餐廳等等，實際上難以期待罷工對民眾完全不生影響，徵結所在反而是民眾所受到的影響為何，例如公車司機罷工讓交通受到影響，但難以為了一時保障交通便利性為由而禁止交通業的勞工罷工，但若罷工所危及的是民眾的生命安全，則罷工將會受到限制。此次柏林護理人員罷工亦認知罷工權與生命權之重要性的先後順序，早於罷工前即與雇主約定了罷工中緊急勞務的條款，並設置了相應的人力，例如悠關生命安全的手術依原計劃進行、只有在夏里特醫院可以進行的醫療亦不因罷工而停止。雖然分配到緊急勞務的人員即不得罷工，但經由此一措施也可以避免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影響。 

我國的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第2項亦有類似的規定：「下列影響大眾生命安全、國家安全或重大公共利益之事業，勞資雙方應約定必要服務條款，工會始得宣告罷工：一、自來水事業。二、電力及燃氣供應業。三、醫院。」醫院範圍中之必要服務條款的目的在於保障民眾生命安全，若達到此一要求，即無禁止醫院中進行罷工的理由。而此所指涉的民眾生命安全亦不得任意擴大，例如與醫院中與醫療行為無關的職務（行政、餐飲、清潔工作等）即無禁止罷工之需，而無緊急性的醫療工作亦不得納入禁止罷工之列，且需考量罷工僅是暫時性而非長期的狀態，例如夏里特醫院護理人員雖宣告無限期罷工，但也僅進行十日，並於達到目的後立即回到工作崗位，於此期間內不會受到過度影響的治療或手術，即不得納入緊急勞務的範圍之中。此外，緊急勞務設置的目的在於保障病患的生命安全，而非雇主的經營利益，若雇主為了阻止罷工而不願與醫院中的工會約定必要服務條款，工會於設置合宜的緊急勞務措施後亦得罷工，否則無異容許雇主以杯葛約款的方式來架空罷工權。 

結語 

近年來，各種社會性的行動在台灣各地蜂起，不論是反對兩岸貿易協定的黑箱程序或是聲援韓國工人跨海來台抗爭等，都有為數甚多的人民參與其中，相對而言，由工會與勞工所組織的罷工行動在我國仍屬少見。而在一般的通俗言論中，罷工仍難脫「部分勞工追求私利、犧牲大眾權益」此等反罷工的批評之上，但是，由此次德國護理人員罷工所引起的社會討論，讓人不難理解醫療工作與民眾的生活習習相關，增加醫療人力所帶來的是醫療品質的提升與保障，事實上，一般民眾也難以在這場罷工置身事外，因為醫療人力不足下的受害者就是民眾。除了醫療業的罷工之外，德國的鐵路工人、郵政僱員、幼稚園中的幼保人員等勞工，也在德國各產業工會的組織動員下，於同一時間紛紛離開工作崗位進行罷工，但是沒有一場罷工中的勞工是在停止工作後回家休息等待雇主妥協，而是走上街頭、走進群眾，對大眾揭示罷工的社會性與重要性，例如司機員在過長的工時下將難以避免引發交通事故、負擔過重的幼保人員亦難以對每一位孩童為妥善的照顧，對於這些涉及多數人權益與安全的問題，個別勞工在不能憑一己之力於工作崗位上予以改變下，工會在此時組織集體行動，其實是力阻社會面臨更大災禍發生，而罷工中的勞工所承受的身心壓力並不少於工作過勞帶來的壓力，在台灣社會對於罷工仍有所顧忌下，此次德國護理人員等勞工罷工所帶來的討論，亦值得在台灣社會的脈絡下予以反思。

 

◎邱羽凡／勞動視野工作室研究員

 

 

 照片說明：德國火車司機員GDL工會 2014年罷工行動（圖片來源：www.gdl.de/）

 

今年(2014年)11月5日開始，德國鐵路工人所屬的司機員工會(GDL，以下簡稱GDL工會)發起了本年度三個月內的第六度罷工行動，且行動強度較前幾次的罷工再次升級，不但範圍上擴及全國鐵路、時間上更達到約100小時，幾乎是德國鐵路1994年公司化後以來衝擊性最大的一波罷工浪潮(註1)。相較於同期間其他產業中的罷工──諸如德國亞馬遜工人與德航漢莎工人的罷工等，此次德鐵工人的行動引起了更多的社會關注，其中雖不乏同情或支持工會的言論，然而卻出現了更多的攻擊聲浪，甚至德國總工會(DGB)主席亦在罷工宣告後，立即以公開言論批評GDL工會的決策。為何連工會都出面批評工會的行動？是否GDL工會的談判訴求脫離現實?又或者罷工策略有所失當？為何工會間的團結力量在鐵路工人的行動中消失?以下將這些問題談談對德鐵工人罷工的行動觀察。

 

GDL工會協商訴求與德鐵私有化下之勞動危機

德國自非典型勞動大量湧現以來，在無國家最低工資的保障下(註2)，為了阻止工資沈淪而更有罷工談判團體協約的需求。與其他經濟性罷工相比，此次GDL工會所提出的要求其實並不特別，同樣是要求以團體協約來提高工資與縮短工時的勞動條件，此次勞方提出的談判標準是以提高5%的工資與減少2小時的加班時數為協商基礎。若將這二項談判要求放入鐵路工人的整體勞動條件脈絡之中，將更容易理解這二項履求的所由：

 首先，德國司機員的收入與鄰近國家相比的差距顯然，其稅前平均月收入僅為2500歐元，而荷蘭為2700歐元、法國為3100歐元、瑞士為4100歐元、英國為4300歐元。而在這樣的工資條件下，德國司機員的工時卻可能高達12至14小時，導致員工的勞動強度過高，與家庭生活與私人活動的時間極少，影響工作與生活的品質甚鉅。

 德國鐵路產業中更為人詬病的則是公司化後叢生的勞動問題。德國鐵路自1994年公司化之後，原分屬東西德的鐵路局合併為現今的德鐵公司，此一公司雖然仍由國家完全持股，但員工首先失去了公務員身分的保障，再經由鐵路公司策略性地部門外包、業務委外、引進派遣，甚至自行成立私人公司承包業務等方式，分裂了原本的企業組織，迄今整個德鐵集團下控有約900個私人公司，而原本的業務委外給私有公司之後，員工即面臨工作內容不變但工資下降的處境，例如原來德國自營的區間公車業務即是以此方式私有化。其次則是員工間「同工不同酬」的現象，此亦為目前鐵路工人之間最嚴重的問題，在此次罷工中受德國第一電視台訪問的火車查票員即表示，在同樣的工作時間與同樣的技能級別條件下，火車乘務人員受僱德鐵企團下私人公司與直接受僱於德鐵，二者的月收入差距可能高達400歐元，也就是在同一條鐵路上提供相同服務的員工只因為隸屬於不同的公司而就有差別性的工資待遇。

 

德國鐵路工會組織圖象：GDL工會與鐵路與運輸工會之併存

面對上述的勞動條件下降與分裂，工人掌握工資的唯一方式即是經由工會發動團體協商，以訂立符合生活所需工資的標準。然而，在鐵路產業中，複數組織不止發生集團企業(資方)之中，代表工人的工會組織(勞方)也同樣由多股勢力組成：除了GDL工會之外，鐵路產業中另外一個代表性工會為鐵路與運輸工會(簡稱EVG)，此二大工會(包含其前身)均為超過100年組織歷史的工人組織。鐵路與運輸工會的組織對象為鐵路與交通運輸業中的所有受僱者(包含司機員)，所擁有工會會員人數約21萬人，而GDL工會一開始雖僅火車司機員為組織對象，但2002年後即變更章程，擴大組織對象為鐵路產業中所有受僱者，這也讓二個工會的組織對象互相重疊，德鐵集團中二股工會勢力也從而走向競爭。

目前GDL工會組織了80%的火車司機員，但非司機員的會員人數則尚不多，會員總人數目前約只有3萬4千人，GDL工會相對而言只是個小型工會。而鐵路與運輸工會雖然掌握鐵路產業中的大部分工人代表權，但如同此次GDL工會漸進式六度罷工所展現的團結實力，其不同於鐵路與運輸工會採取的妥協式協商路線，而是善用罷工策略作為談判後盾，以爭取勞動條件的改善。

 

複數工會併存，團結的起點或終點？

 德國並無《工會法》，也沒有強制入會或企業內單一工會的規定，取而代之的是工人基於自身的團結權(勞動三權)為自主決定。而德鐵集團中存在複數工會，其現實上的結果即是同一種職業的員工有二個工會可以選擇，例如司機員可以自行決定加入鐵路與運輸工會或GDL工會，同樣地，火車乘務員或任何其他職種的鐵路工人也可以在這二個工會之間自由選擇，或是根本不加入工會。在台灣自2011年開始實施新勞動三法後，雖然採行單一企業工會的立法，但在產業工會得平行存在的條件下，未來雇主仍可能同時面對二個工會的團體協商要求，我國的《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3項雖規定，勞方有二個以上之工會提出團體協約之協商時，資方得要求推選協商代表；無法產生協商代表時，依會員人數比例分配產生。但此處的協商代表組成並非強制規定，複數勞方(工會)仍可能分別與雇主進行談判，也就是類似德鐵集團此種複數工會代表的情形還是可能發生在台灣，從而談判出複數的團體協約(Tarifpluralitaet)於單一企業內適用。試想，若此一複數工會併存，是不同工會間團結的起點或終點？

先再回到德鐵罷工的現場。今年11月GDL工會第六度宣告罷工後，鐵路與運輸工會的上級德國總工會(DGB)主席即公開以「錯愕！」為第一反應，鐵路與運輸工會主則更表示「GDL工會自私自利！」予以回應，並以GDL工會掌握鐵路罷工中關鍵角色—司機員，而壟斷罷工的可能性，排擠鐵路與運輸工會，並以GDL工會只計量司機員的利益、枉顧全體鐵路工人之權益為批評，導致社會對GDL工會罷工的質疑升高。然而，事實卻是，過去GDL工會因為只是小工會而同意只代表司機員談判，但是此一與鐵路與運輸工會的「地盤協議」於今年四月已告終，GDL工會再也不受限於為司機員爭取權益，此次正是因為GDL工會同時為非司機員以外的會員(主要為乘務員與火車調度員)談判，將非司機員納入其保護傘下，這形同是踏到了競爭工會的舊地盤，導致其為如此強烈的反彈！

局外之人或許難以掌握工會間或工會內各種交錯的利益關係，但是若回到鬥爭的原點，也就是站在維護工人利益的立場上，企業中併存的二個工會若有一方提出了更有利於工人的協商條件，且已數次成功地發動罷工來貫徹談判訴求，為何另一工會寧願旁觀而不願意加入協商？為何另一工會反而批評競爭對手過於激進而不願參與罷工？為何另一工會反而要求戰場上的工會中止鬥爭？若工會認為惟有團結才能促成全體工人的最大利益，共同參與罷工以擴大勞方團結的基礎應是唯一的答案，而非共同退場，更何況當前雇方尚未同意任叮一項勞方訴求。德鐵自1994年公司後，員工面臨的勞動權益危機正如上述，但公司化當時代表大部分德鐵員工的鐵路與運輸工會並未有所反對，反而提供建議，例如調低新進員工的起薪、甚至將司機員派遣工化的策略也曾提出，但最後被GDL工會以罷工回應而予阻擋。二個工會的差異其實在其歷史足跡中已昭昭甚明，而每一次GDL工會的罷工後，就有鐵路與運輸工會的會員退會轉入GDL工會之中，也是鐵路與運輸工會憂慮之所在。

在德國一百多年的工會鬥爭史中，一企業中存在複數工會並不少見，同時進行團體協商也非例外，少見的反而是工會間將競爭由良性導向惡性，並公開攻訐已站在戰場中的工人。換言之，不同於德國總工會與所屬鐵路與運輸工會的作法，在罷工史上被實踐的是，當二個工會與同一個雇主分開談判團體協約，一工會先行妥協而簽下協約，若另一工會之會員亦同意接受協約條件則爭議落幕，若不滿意則繼續罷工談判，直至該工會的會員也同意後才簽約，此時原先妥協的工會則可以選擇比照適用；另一個可能的工會合作模式則是在罷工行動上分工，於不同點上對同一雇主施壓，則各工會所需承擔的罷工基金支出得以減少，最後各工會各自完成任務，並與雇主簽訂一份所有參與工會均得適用的團體協約。在此種良性合作下，有哪一方工會需要擔心地盤不保或會員流失？若工會站在團結的起點上，思考的應是如何提升行動能力以留住會員，而非對競爭工會發動攻擊，並讓雇主取得拒絕談判的理由，且此一工會政策下的最後受害的只是工人。

 

結語

當前德鐵工人的團體協談判仍未落幕，但此一波社會上針對罷工問題的辯論已帶來了更多新的思考，僅管對於罷工採取猶豫遲疑的人們從來不在少數，但GDL工會堅持至今的立場，不可諱言地也為罷工帶來了新氣象，正如一位罷工支持者所言：「感謝GDL工會，這次罷工不是社會的災難，是你們讓德國工人們想起來，罷工權是掌握在工人自己的手中，我們還有改變社會的能力」。

 

註1：GdL工會原規劃自11月5日至11月9日進行罷工，後因德鐵簽應進行協商，工會提前於11月8日18：00中止罷工。

註2：德國自2015.1.1開始施行每小時8.5歐元的最低工資法律規範，中文資料請參：德國最低工資法通過下潛藏之危機◎邱羽凡 ；馬丁‧克來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