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治德（前香港職工盟組織幹事，現於法國留學。）

 

 

 

編輯室報告 / 勞動視野工作室：

近期希臘一直是全歐甚至全球的政治焦點，而希臘工人也位於反抗金融寡頭的最前線。自從2009年至今，希臘工人大小抗爭不斷，前後發動過32次總罷工，2015年1月25日，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在希臘大選中獲勝，這是歐洲新興左翼政黨躍上執政舞台的先聲。各國政府和國際銀行一刻也不敢鬆懈，緊緊注視著希臘，就怕希臘萬一拒絕緊縮政策，其他債務國將有樣學樣，金融寡頭的錢袋也將不保。而全世界的工人和抗爭者們，也同樣緊緊注視著希臘，除了心繫希臘百姓民不聊生的苦難，更要向希臘工人抗爭的經驗學習，看著希臘工人能否在詭譎多變的政治風雲中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工作室盼關注勞工權益者亦廣開國際視野，特刊登此好文以饗讀者。

 

過去兩個多星期的希臘局勢，變化速迅及富戲劇性，令世人廣泛注目。7月5日的公投，參與反對票運動（即反對三駕馬車——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和國際貨款基金組織——提出貸款條件的緊縮措施）的民眾、工人階級所釋放出的能量，肯定是過去幾十年來（自1970年代以降）希臘所未有的、甚至是歐洲少見的現象（有評論將它相比1974年的葡萄牙革命——從群眾動員層面而言）。公投結果出人意料地是62%大比數的反對票，卻不到一星期，執政黨激進左翼聯盟（下稱Syriza）竟然與三駕馬車達成貸款協議，接受比原先更為嚴厲的緊縮措施（台灣媒體將Austerity譯為「撙節」，但它在中國古語裡是褒義詞，與浪費相反的節約意思，但現在Austerity英文裡實際意涵已較為貶義，亦不止是「節約」的意思），以及強行在國會通過新的緊縮協議，激發民眾巨大的反彈，以及Syriza內部的分裂。

先稍為離題，說明一下這次公投的內容。這次公投的針對目標，是民眾就三駕馬車早前提出的貸款條件——緊縮措施，投下「反對」或「贊成」票。但它不包括希臘政府自己對三駕馬車所提出的貸款方案。其次，即使反對票勝出，亦根本不是早前主流媒體所說的「倒債」，而Syriza領導利用這個公投結果向三駕馬車提出其方案。而此前希臘政府代表與三駕馬車的貸款談判，亦從來不是要求「倒債」或「不還錢」，只是要求給予「債務重組」的方案選項（債權人主要是銀行）。但都一概被三駕馬車拒絕。

這裡主要集中討論三個問題：第一，公投對於反緊縮的民眾鬥爭和工人運動有何意義？第二，公投後，國會卻通過了比此前更嚴厲的緊縮措施，有評論認為（如前希臘財長瓦魯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將助長法西斯金色黎明黨的壯大，情況會否這樣？第三，通過新的緊縮協議後，希臘工人階級反緊縮的鬥爭發展又會怎樣？

首先，這次公投裡年輕人投下反對票的比例是最高的。基本上投反對票的年齡群，18至24歲有85%（反對票統計數據），而且還有很多是18歲的「首投族」。如果以這個年齡群來看，都是在希臘加入歐元區下長大的一代，現在卻大部份反對歐盟並準備接受「希臘退歐」（Grexit）的後果。因為他們眼中的歐盟（歐洲央行、歐元集團），就是代表了緊縮政策、銀行集團的利益和不民主的決策機關。

另外，這亦是一次階級對壘的投票，即使是希臘本土的主流、右派的媒體，也不得不承認為「階級公投」。因為投反對票的主要為基層民眾、工人階級或中產階級的下層部份；工人階級或基層民眾為主的地區亦是反對票佔優的地區（見譯文：〈雅典見證：人民拒絕了緊縮方案，且這不過是個開始〉）。相反，資本家階級、上層階級、企業老闆等等，當然是投贊成居多，富裕地區亦同樣是贊成票的票倉。

而且在整個公投舉行前夕，反對和贊成的陣營的民調基本不相伯仲。不要忘記，贊成的陣營除了有各大財團資本家的幫助外（恐嚇屬下員工必須投贊成票），還配合私營媒體一致地開動宣傳機器。更為離譜的是，歐盟官員輪流出場恐嚇反對票勝利的後果等於「希臘退歐」，以及歐洲央行親自督師實行「貨幣窒息」措施（monetary asphyxiation），拒絕希臘要求增加緊急流動性援助（Emergency Liquidity Assistance），從而導致希臘銀行出現擠兌而被迫閉門一星期，以此製造恐慌（見瓦魯法克斯於英國《衛報》的文章）。但結果是民眾毋懼任何的恐嚇和勒索，以大比數的反對票對資本家階級、三駕馬車予以狠狠的還擊。

其實，這次公投的反對票勝利，是得益於過去幾年來工人階級自下而上組織起來反緊縮的鬥爭，亦是這場鬥爭的延續。茲舉兩個鼓舞了全國工人階級鬥爭的重要事件。第一件是兩年前（2013年6月）國營電視台ERT的員工反關閉電視台的佔領鬥爭。當時的右派政府為配合三駕馬車的緊縮協議突然宣佈關閉整個電視台，即時解雇2600多名員工，但員工佔領電視台大樓並自行繼續播放節目，民眾紛紛趕往電視台大樓聲援佔領的員工及阻止軍警的清場。到今年6月Syriza宣佈ERT正式復播，重新聘回ERT的員工（見此次事件的介紹文章）。另外就是財政部的女清潔工的反裁撤的鬥爭。2013年9月財政部解雇595名女清潔工，她們在財政部雅典的總部外搭起帳篷進行了20個月的露宿抗爭，她們的鬥爭得到大部份民眾的同情和支持，結果她們最終在今年5月獲得復職。其他還有不同大大小小的工人階級的自發鬥爭，多不勝數。總之，希臘工人階級已自我組織、動員起來，進行了反緊縮的鬥爭。

 

 財政部被裁撤的595名女清潔工，經過連續20個月在雅典財政部總部外的露宿抗爭，終於在2015年5月獲得復職。

 

第二個問題，前財長瓦魯法克斯警告，這次接受三駕馬車新一輪的緊縮措施會壯大法西斯金色黎明黨（見ABC訪問）。這固然是值得探討及警惕的問題，但瓦魯法克斯此說法有他要突出緊縮政策的聳聽的考慮。其實，過去幾年來的緊縮政策而引致的經濟–社會的危機，已經令到金色黎明黨得以茁壯發展。他們於2012年的國會選舉首次獲得議席，而其黨徒犯下多宗襲擊甚至謀殺少數族裔和外來移民的案件，仍然逍遙法外。還有其黨徒滲入警隊，並得到警隊高層的包庇。

但這裡有個轉捩點，就是2013年9月18日反種族主義饒舌歌手Pavlos Fyssas被金色黎明黨徒殺害而激起全國性的反法西斯主義運動。 Pavlos Fyssas被殺害後，剛於2012年由多個左翼團體、工會、人權組織和外來移民團體等組成的「反種族及法西斯主義運動陣線」（以下簡稱Keerfa），進行串連並發動抗議示威。2013年9月26日有5萬人齊集雅典，遊行往金色黎明黨的總部，要求當局立即取締金色黎明黨，並且要新民主黨領導的執政聯盟下台。其實，新民主黨本身上台後已經有計畫地將經濟、社會的危機歸咎外來移民，基本與金色黎明黨沆瀣一氣。但因為Pavlos Fyssas被殺激起了的全國反法西斯主義浪潮，再發展下去若與工人階級反緊縮的鬥爭合流，這股力量完全足以令到執政聯盟立即倒台。所以，新民主黨被迫採取行動，拘捕金色黎明黨多名高層領導，防止群眾的怒火蔓延而危及整個統治階級。

所以，金色黎明黨經此一役，氣焰已稍為收斂。在今次公投裡，亦呼籲其支持者投反對票，以此「洗底」及爭取更多支持。不過，金色黎明黨徒並沒有公開出現在運動裡。而且根據調查，其60%的支持者其實投了贊成票，充分顯示其支持者的階級取向（見譯文：〈齊普拉斯，你將我們的勝利弄成了什麼樣子？〉）。另外，作為反緊縮鬥爭骨幹力量的工會部份，金色黎明黨在這一塊基本沒有任何勢力。緊縮措施會否令到金色黎明黨再度發展，目前仍難看到。不過，希臘民眾的反法西斯運動已形成一定的社會力量，假如反法西斯的這股力量與反緊縮的鬥爭互相結合，這才能徹底打垮金色黎明黨。而從目前看到的資料，Keerfa和「反資本主義左翼聯盟」（下稱Antarsya，見團體介紹文章），正努力在社區層面從事這方面的教育和宣傳工作。而從2013年開始，每年10月會舉辦反種族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活動。

第三個問題，經過此次事件，若果在Syriza內部真的希望尋求變革資本主義、或脫離歐元區、銀行國有化的團體、工會，認清其真面目，而作出去或留的取捨，未嘗不是好事。那樣，目前情勢對希臘工人階級反緊縮的鬥爭有何影響？首先，Syriza整體上基本代表傳統社會民主派的改良主義路線（縱然其內部的左翼成員團體不一定都如此想法，尤其較有影響力的「左翼論壇」（Left Platform）），希望透過選票而達到改良資本主義。Syriza當初向民眾提供了一套如何擺脫緊縮政策的政綱及策略，民眾才選它上台，但結果它最終仍被新自由主義及資本主義的議會邏輯徹底擊潰（見Alex Callinicos的批評。他與Syriza的中委、左翼論壇的領導之一Stathis Kouvelakis的辯論視頻）。

Syriza最終臣服新自由主義，成為某種新工黨模式的「新自由–社民派」（Neoliberal Social Democracy），但它本身的議會道路並不一定到此為止。因為其政治上的主要對手新民主黨，也是此次公投贊成陣營的核心，經過公投一役的慘敗，黨主席（前總理）薩馬拉斯已為此辭職，現時正群龍無首，失去方向。而老牌社民派政黨的泛希臘社會主義（PASOK），自今年初的國會大選慘敗後，亦一蹶不振。另外，齊普拉斯對在國會通過緊縮協議而投反對票的黨員，開始進行整肅，尤其是左翼論壇的議員。因此，即使齊普拉斯短期內宣佈重新舉行國會改選，Syriza亦很大機會繼續成為執政，甚至毋須要靠像現時與中間偏右政黨籌組執政聯盟。

以上所述，希臘工人階級為反對緊縮的鬥爭已經自發動員、組織起來，若要更為有效、持續地與緊縮措施作出決裂，需要建立起一個更為強而有力的組織去領導這場鬥爭。這個明顯道理，有其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解釋。匈牙利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盧卡奇（Georg Lukács）在他的名著《歷史與階級意識》（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裡提出了工人階級的「被賦予的階級意識」（Imputed Class Consciousness）的問題。它有兩重意義，首先它是一套概念和知識，它包含工人階級對客觀社會狀況所產生的各種利益能夠聯系自身的直接行動及對整個社會結構的影響。這是從自發的反資本主義危機的鬥爭中產生的。但如何將這種自發鬥爭中的階級意識的認識–知識，轉化為持續性的策略與系統性的實踐指導來改變社會，這涉及第二重意義，就是組織的問題，盧卡奇在書中討論到共產黨（斯大林還沒奪權前的共產黨）的角色和作用。

環顧希臘現時有哪個組織能擔負起領導工人階級反緊縮甚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整體上不會是Syriza，但它裡面的成員團體，例如左翼平台，仍然有此可能。希臘共產黨在地方工會仍有其一定的基礎，但其領導貫徹宗派主義的特色，這次呼籲杯葛公投和投廢票而淪為笑柄，因其支持者大都走去投了反對票。至於另一個Antarsya，力量雖然相對薄弱，但卻具戰鬥性。在這次公投的動員裡，Antarsya與Syriza內的一些成員團體有一起合作，左翼平台能否與Antarsya有進一步的合作，建立起更強大的反資本主義左翼，是對工人階級反緊縮的鬥爭有重要的作用，在希臘、歐洲的左翼圈子裡開始有討論這種可能性。

總結而言，雖然Syriza領導推動通過新一輪的緊縮協議，但從目前情勢可見，並沒有動搖工人階級反緊縮的決心。當國會7月15日就有關緊縮措施進行表決之際，不同的工會已發動了全國大罷工，並且宣佈同類罷工陸續有來。齊普拉斯舉行公投本是一場政治賭博，作為與三駕馬車的談判籌碼，但他始料不及的是公投卻釋放出工人階級、民眾反緊縮鬥爭的巨大能量，鬥爭現在才正式開始。

 

2015年7月24日

 

延伸閱讀：

《希臘公投與工人階級反緊縮鬥爭》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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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視野工作室 敬上

當勞動派遣不再限定「一時性」或「專門性」的時候…

 

◎張鑫隆（勞動視野工作室顧問、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上個月日本眾議院為審議《勞動者派遣法》發生肢體衝突的新聞躍上台灣媒體版面，隨後不久修正案在眾議院過關1，目前已進入參議院審議，預料將在這個會期通過。

30年前日本國會通過《勞動者派遣法》時2，將派遣人力的使用限定於「一時性」和「專門性」的原則，如今這個原則即將完全解除，日本典型的僱用型態可能受到重大的衝擊。

派遣身分永久化？

修正案廢除現行26項專門性業務可長期使用派遣的規定，要派公司雖被限制使用派遣人力只能3年，時間一到，除非自行直接僱用或由派遣公司不定期僱用，否則不能繼續使用該派遣勞工，但是每3年聽取工會的意見後，可換人繼續使用派遣。（見下圖1所示）

已經在同一要派公司任職3年的派遣勞工，雖然可能被要派公司直接僱用，或由派遣公司以不定期契約僱用，但是這些情形均不受法律強制，使派遣勞工最後只能另謀他就，或繼續接受派遣到其他公司的工作。結果派遣勞工想成為正職勞工的機會將更加渺茫，派遣身分可能成為其職涯的全部。

   

正職工作派遣化？

當派遣勞動不再限定是一時性或專業性工作的時候，正職也可能被派遣所取代。

日本大企業通常是一種關係企業集團的模式，傳統上用所謂出向(外調)或轉籍(轉調)來調整集團內各公司的人力，一旦派遣業務和期間的限制解除，集團內部的派遣事業將成為這些非核心員工或遭左遷員工的集中營，勢必加速正職員工的非典化。

當初一時性和專門性的派遣底線怎麼來的？在30年前《勞動者派遣法》的成立，雖然被認為是勞動市場多元趨勢和企業合理化經營使然，但是其立法背景中有二個很重要的法律要素不能不談。

二戰後國家獨占職業介紹事業

第一個法律要素是：過去日本的《職業安定法》原則禁止民間職業介紹事業。在二次戰後不久、就業資訊不足的年代，人力仲介公司往往介入他人勞動關係榨取不當利益，因此1949年國際勞工組織第96號公約要求會員國政府要獨占職業介紹事業，日本亦簽署這項公約，如此一來反而形成了企業自行集體徵才的慣例。

傳統上公司所採用的人力多是靠自己到學校去找人，甚至在畢業前一年就預定下來，長期予以訓練、培養，員工也甘願為公司奉獻到退休，形成一種日本獨特的內部勞動市場下的終身僱用慣例。

企業濫用短期僱用 政府立法「管理」勞動派遣

但事實上這是一種假像，終身僱用僅限於大企業的正職員工，反而有相當部分的非核心員工是以部分工時或定期契約臨時工的身分受僱，因為日本《勞基法》只限制定期契約的最長期限，並沒有如台灣臨時性或短期性的限制，因此日本企業以短期契約反復更新的方式使用非核心勞動力的情形相當普遍，當景氣不好的時候，只要停止更新即可大量切割人力的負擔。但是70年代中期最高法院對於反復更新的定期契約作出類推適用解僱權濫用法理的判決後，企業使用定期契約工開始受到阻礙。這是日本《勞動者派遣法》立法的第二個法律要素。

日本大企業在70年代石油危機結束後，面臨經濟大幅成長而需要大量人力之時，民間人力供給業卻無法提供職業介紹的人力，反復更新定期契約的臨時工僱用也受制於最高法院的解僱權濫用法理，企業幾乎已經到了沒有運用廉價勞動力的空間，但是企業即以「勞動派遣」做為新的逃避手段：由人力資源公司以自己名義僱用勞工，而透過勞務承攬來提供企業勞力的方式並不受當時法律的限制。於是勞動派遣業迅速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讓日本政府不得不立法來「管理」這些勞動派遣事業。

日本當時的工會是以正職員工為核心的組織，除了立場鮮明的左翼工會強烈反對《勞動者派遣法》立法外，現在最大全國聯合工會「連合」的前身之一「總評」的立場曖昧，最後才表明反對的立場。而部分社會黨內右派的工會還以保護派遣勞工為由支持立法。整體而言，立法過程並未受到強力的阻擋。

「以一時性和專門性工作為限」 派遣門檻卻一再放寬

在這樣的背景下，勞動省職業安定審議會的公益委員提出臨時性、專門性和特殊性作為得派遣對象的基準，獲得勞資雙方的妥協，決定軟體設計、通譯、導遊、董事長特助等專門性工作，以及既有之建築物清掃、停車場管理等特殊性僱用型態工作等13項開放派遣。當初設定的對象大多是企業一時無法培養或臨時出缺的專門技術人員，而非核心的清潔、停車場管理員等工作也被打開方便之門。

到了1996年適用對象的工作擴大到26項之多，企業假藉臨時性理由、長期使用之案例也不斷增加，在1999年的修法方向翻轉改為「負面表列」，除醫療等特定幾項事業不能使用派遣外， 原先開放的26項可不限期派遣，其他的工作最長可使用1年，到2003年時又再延長至3年。

到了1996年適用對象的工作擴大到26項之多，企業假藉臨時性理由、長期使用之案例也不斷增加，在1999年的修法方向翻轉改為「負面表列」，除醫療等特定幾項事業不能使用派遣外， 原先開放的26項可不限期派遣，其他的工作最長可使用1年，到2003年時又再延長至3年。

民主黨曾修法限縮 自民黨安倍內閣反打破原則

至此日本可使用勞動派遣的工作已經到了幾乎完全無限制的地步，而為了防止上述26項業務以外的正職工作被派遣勞工所取代，另設最長3年的限制。

在2008年雷曼兄弟金融風暴發後，被大量解僱的臨時派遣勞工到勞動省前埋鍋造飯的派遣村事件，促成了民主黨政權的修法，除了原則禁止日僱型的短期派遣外，也課予雇主在使用派遣3年後對派遣勞工有直接僱用的義務，否則要終止派遣3。

但是三年後，這項立法就要見到成果之際，政黨輪替後的自民黨安倍內閣再度將勞動派遣拉回到幾近完全開放的程度，同時打破了一時性和專門性的基本原則，危及到正職勞工的地位。

   

從日本反思台灣派遣立法

如果把日本30年前的背景移到台灣的話，即使是「一時性和專門性工作」的派遣，對於台灣而言還是沒有另訂《派遣勞工保護法》必要4，因為相對於日本當時禁止民間職業介紹事業，目前台灣人力公司足以仲介大量的臨時性人力或專門性人力的需求，提供雇主直接僱用。

台灣《勞基法》第9條定期契約之規定，即已提供臨時性或短期性人力需求的法源，企業為什麼要迴避？是逃避雇主責任的風險？為人事成本的考量嗎？或是為了創造身分上的差別待遇來提升工作的效率？否則筆者無法理解企業為什麼要用派遣？

然而目前台灣勞動派遣如此泛濫怎麼辦？其實絕大多數情形都是假派遣，這是法院判決和行政機關取締的職責，所以沒有立法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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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眾議院占三分之二席次的自民黨和公民黨推動6月19日通過《勞動者派遣法》修正案，民主黨等政黨對此案納入議程表示抗議，在修正案表決前退出會場。

2.日本國會於1985年通過《勞動者派遣法》。

3.民主黨政權在2012年通過《勞動者派遣法》修正，主要修正包括日僱型派遣原則禁止；關係企業內派遣不得超過8成；禁止以派遣勞工名義使用離職1年以內之勞工；提供佣金率義務；轉換為不定期僱用之努力義務；強化派遣勞工之保護和待遇之改善；創設擬制為勞動契約要約制度(最後一項預定在2015年10月施行）。

4.我國行政院擬定《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其中各界對於派遣工比率上限訂定標準等問題仍有疑慮，政院版草案尚未出爐。

 

◎毛翊宇（勞動視野工作室）

 

 

 

就在不久前的6月9日晚上七點，繁榮寧靜的台北市仁愛路，數百名警察突然來勢洶洶，在永豐餘集團總裁何壽川住處集結，拉起蛇籠，不讓民眾通過，準備大動干戈。然而，究竟這數百名警察所為何來，他們包圍的對象是誰？在永豐餘集團總裁何壽川家門前，有張小小的桌子，鋪著全白的桌巾，上面擺著兩根蠟燭及一盞香爐，插著、擺著幾根祭祀用的香，香爐的後面，立著一幅莊嚴肅穆的遺像，韓國工人裴宰炯頭戴紅色布條、身穿紅色背心、眼神柔和而堅定，這就是他為Hydis工人挺身抗爭時的模樣，而他在這場抗爭中，在無奈和悲憤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一旁陪伴裴宰炯的，是他遠從韓國渡海來台的妻子李美羅，以及和李美羅一同前來的工會幹部們，在警察強制驅離和清場以後，他們都遭到了逮捕，現場祭拜用的香散落一地，又一場工人在黑暗中掙扎的悲歌悄悄落幕。

 

其實，這已經是韓國工會的朋友今年第三次來台了，他們要抗議的對象是台灣的大財團永豐餘和其總裁何壽川，這場艱難的跨海抗爭，所對抗的是什麼，本文以下將提出觀察。

 

只要專利不要工人的元太科技

 

這一切的引爆點，是今年1月時，Hydis公司的最大股東台資元太科技（E ink），在董事會上決議關閉Hydis在韓國利川的生產線，並且計畫日後要陸續關閉全韓國的生產線，讓Hydis成為一家沒有生產線，只靠專利技術授權獲利的公司。元太科技關閉生產線這一措施，根據韓國金屬工會的統計，將造成多達800名工人失業，其中400名為Hydis公司的既有員工，另外400名為在Hydis外包廠商工作的員工，此決定對工人的衝擊之大可見一斑，然而元太科技在做成此決定前，完全沒有和工會進行協商。為什麼元太科技會做出關閉所有生產線的決定呢？是因為沒有訂單？還是因為生產線的經營產生虧損？兩者皆否，當元太科技決定關閉生產線時，Hydis公司仍有訂單，因此停產的決定讓Hydis的外包廠商蒙受巨大損失，但是元太科技寧願挨告也要關閉生產線，而根據工會表示，Hydis的年度盈餘仍達新台幣29億元，那麼，究竟元太科技在打什麼算盤呢？

 

讓我們先從Hydis公司這十幾年的歷史談起，Hydis公司，原屬韓國現代集團，是一間擁有TFT-LCD液晶顯示器、EPD電子紙技術，以及廣視角專利技術（Fringe Field Switching, FFS）的半導體公司，Hydis公司在全盛時期，曾一度擁有多達近2,000名的員工，年度營業額更高達新台幣288億元。但好景不常，2003年，自中國面板廠京東方（BOE）買下Hydis公司之後，將部分廣視角專利技術賣給同業，並且在經營Hydis的三年多期間，從不投資更新生產設備，也不投資技術研發，無心永續經營只圖販賣和授權專利技術的收入，這樣的做法，當然讓Hydis公司大受其害，營業額暴跌至僅剩新台幣52億元，隨後中國京東方便宣告破產，Hydis工人首當其衝，當時造成了600多名員工失業。破產後的Hydis公司積極尋找買主，終於在2007年，台灣永豐餘集團投資的元太科技表明有意願接手，有了之前中國京東方的前車之鑑，Hydis工會擔心元太科技會重施「吃了技術就跑」的故技，因此元太科技也做出「會好好經營公司」的承諾。

 

那麼之後又如何呢？根據韓國金屬工會Hydis支會，在永豐餘集團和元太科技買下Hydis公司這段期間，靠著專利技術總共賺得了新台幣上百億元的權利金，但用在生產設備上的投資卻微不足道，僅佔公司收益的2％，只足夠支應故障零件的修理。這樣的經營方式讓Hydis公司的生產設備逐漸落後競爭對手，最後導致元太科技在專利授權和產品生產的營收比重，不斷向專利授權一方傾斜，因此縱使Hydis公司至今仍持續獲利，卻仍然作出了關閉生產線的決定，這種行徑簡直就是複製了中國京東方的做法，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將員工全部甩開，卻繼續佔有專利技術，對Hydis工人而言，這樣的行徑就像是在寒冬之中，將勞工拋到大街上一樣殘忍。工會在韓國要求元太科技出面和工人協商，但元太科技卻表示，決定權在永豐餘集團手上，於是韓國工人便開始了漫長的跨海抗爭之路。

 

資本的貪慾對抗工人的生計

 

這場Hydis工人與台灣永豐餘集團之間的抗爭，從今年2月開始就一直持續至今尚未完結，在台灣工運界朋友的熱心幫助下，成立了「台灣聲援Hydis工人連線」，Hydis工人在台灣歷經了散發傳單、三步一跪遊行、向勞動部、總統府陳情、親至何壽川家和永豐餘股東會表達訴求，要求「撤回關廠」、「何壽川別落跑」、「撤回解僱」、「何壽川出來面對」，希望保住工人的工作權，永豐餘集團好好經營Hydis公司。在抗爭之中，還發生了工會幹部裴宰炯因受到資方對工會以民事賠償相逼，而壓力過大上吊身亡的悲劇，除此之外，Hydis工人和台灣聲援者不只一次遭遇了警察的驅離和逮捕，大部份的韓國工人還遭到即刻遣返，這場抗爭可謂困難重重，舉步維艱，然而，最終的結果還未決定。不論爾後會不會出現轉機，此時此刻為Hydis工人的鬥爭做點思考，理出頭緒，縱使沒有辦法轉化成當下現實的成果，總是有些積極意義的。

 

韓國Hydis工人在台北街頭散發的傳單上寫著：「我們以為台灣的企業和中國大陸不一樣」，以及「一間真正的國際級企業應當要有社會責任」，但是很遺憾，為什麼不只在韓國，甚至在台灣、中國大陸沿海等地，廠商惡性關廠的事件層出不窮，這是有原因的，當類似事件如此浮濫，我們實在很難再歸咎於少數無良企業的個別行為，承認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工人必須有所警惕和防範，不論經營者平常看起來多麼「有良」。就以元太科技為例，董事、股東會甚至銀行團，這些對公司的資本有決定權的人，如果你試著去瞭解他們的思考方式，你會發現，他們最終在乎的只有：提高利潤，並順帶關心削減成本和市場競爭。握有資本的人，總是想著以最小的不確定性、最低的成本賺取最高的利潤，當有兩種不同的經營策略供他們選擇時，工人的生計重要性遠遠排在利潤之後，企業形象偶爾受損也無所謂，只要這對資本的獲利沒有太大影響。

 

這就是為什麼元太科技就算持續獲利，也不願意投資更新生產設備，反而想要靠已經開發出來的專利技術賺錢就好，問題不在於是否獲利，而是把資本投在哪個用途上，可以用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報酬，至於失業工人受到的衝擊，很抱歉，這不會列在企業的財務報表上，所以董事顯然不是很重視。但這是站在董事和股東的角度看企業，企業非得這麼運作、非得按照利潤最大化的目標行事嗎？當然不是，對工人來說，企業存在的目的不僅僅是營利和滿足資本的貪慾而已，最重要的是，企業藉由生產能夠滿足社會需要的產品，為工人提供就業機會和收入，這才是企業存在的意義。然而，企業經營者卻不是這樣想，例如元太科技，寧願任由生產設備老化、捨棄訂單不接、讓800多名員工和他們的家庭承受生活頓失所依的痛苦，也要選擇坐收權利金的經營方式，經營者和工人對企業的認知有根深柢固的衝突，就是Hydis工人抗爭的深層原因。

 

失靈的政府和缺席的工會力量

 

不論是韓國或者台灣，企業所有者都享有至高無上的「關廠權」，一條能養活上千名工人的生產線，生死存亡全在資本寡頭一念之間，這種極不平等的權力結構，就是我們每日生活其中的經濟現實，政府和法律能否發揮制衡的作用？從這次Hydis工人的抗爭中，我們也可以窺見一些端倪，韓國《勞動基準法》規定，雇主須有「經營上的急迫必要性」或「防止經營持續惡化」方可解僱勞工，然而Hydis工人也批評道，這樣沒有明確判斷基準，模糊不清的用字，使得理應保障勞工的勞基法，反而成了資方得以濫權解雇的漏洞。今年3月，當Hydis工人到台灣勞動部陳情時，勞動部的回答是，由於本案涉及台灣企業跨國投資，本國法律並不適用，只能要求事業單位應遵守當地法令，姑且不論這個法律見解正不正確，勞動部只想把問題踢回韓國。面對企業所有者橫行無阻的「關廠權」，法律只是徒有其表而已，政府制衡資本的功能，已經完全失靈。

 

面對盤根錯節的社會不公，孤立無援的工人只能靠自己。靠有良知的社會大眾雖可將鬥爭基礎擴大到社會之中，組織外部的壓力，討回一點應有的尊嚴，然而，如果要為勞工運動展望未來，也許工人還是要回到勞動制衡資本的著力點上。在這場抗爭中，我們看到許多熱心的勞工團體和民眾相挺，但是我們沒有看到永豐餘集團旗下的公司有工會出來發聲，沒有看到有工會出來監督資方，提醒基層會員要警惕、要從Hydis工人跟永豐餘的抗爭中吸取教訓。事實上這不只是永豐餘的問題，台灣勞工的工會組織率和工會意識普遍低落，這個弱點總是在每次的抗爭中暴露出來，然而只有一步一腳印的努力，才能扭轉這個頹勢。我們也沒有看到，目前熱衷2016大選的諸政黨中，有哪個願意投入這場抗爭，提出將資方獨攬的「關廠權」還給工人的政策。

 

不只對韓國而言，對台灣和整個亞洲的工人來說，都是場值得記上一筆的戰鬥。它向我們揭示了今日工人的處境，在大型企業經營日益國際化之下，面對著跨國資本的肆虐濫權，唯利潤是圖，工人如何掙扎著捍衛自己的權益、如何對抗不同國家的資本、和不同國家的工人們並肩作戰。不論今日韓國Hydis工人抗爭的結局如何，這絕對不會是最後一場類似形式的抗爭，而且也絕對不會是一場跟台灣工人的命運無關的抗爭，我們務必記得，在資本全球化的年代，發生在Hydis工人身上的事情，完全有可能發生在每一個台灣工人身上。Hydis工人已經用他們的行動，暴露了問題，而我們該做的，就是牢牢記住他們的經驗，尋思今日該如何積蓄力量，以求未來發動更有效的抵抗。

 

◎邱羽凡（勞動視野工作室）

 

 

日前發生於新北市的八仙塵爆乙事，除了引起社會各界對於傷者的關注之外，我國醫護人員的勞動問題也在連日救災的過程中再次浮上檯面，從澎湖空難、高雄氣爆到今天的八仙塵爆，醫療人力不足的問題連連造成醫護人員過勞，甚至護理人員一邊打著點滴一邊上班的情形已不是個案，而如同台灣護理人員的吶喊：「當病人在你旁邊哀號，哭喊著要你的協助時，不可能吃得下飯，只能用自己的身體來換他們的生命。」，這樣幾乎是以命抵命的血汗勞動也在德國醫療院所中發生，不同的是，德國的護理人員在德國服務業工會（ver.di）的組織動員下，高喊「增加醫療人力！」「明確化人力配置標準！」，進行了全國性的動員，並自今年（2015年）6月22日起，於全歐洲最大的醫院－柏林夏里特（Charité）醫院中進行無限期的罷工。 

本文完稿之時，德國護理人員的罷工在歷經整整十日後，已暫時告一段落，工會此役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亦即勞資雙方將於團體協約中明確約定：「第一、加護病房、兒童醫院與療養中心等各醫療單位的人力配置標準明確化；第二、一旦護理人員向雇主表示人力負擔超過約定標準時，雇主有立即採取改善措施的法律義務。」此一成果為護理人員對抗過勞工作奠定了法律上的基礎，行動政治的意義上則是翻轉了雇主的忽視勞動安全的人事政策。令人好奇的是，何以一場在醫院中罷工可以撐過整整十日並取得成果？人民的生命安全與健康在罷工中如何繼續獲得保障？為何社會言論、病患及其家屬沒有出面杯葛罷工？此等提問應不止是德國罷工文化此一主觀性因素所能解答，本文以對德國罷工現場的在地觀察，提出看法與分析供讀者參考。 

反血汗醫療的罷工行動 

自1990年代以來，如同在其他的產業，德國醫療健康產業也在新自由主義思維的支配下，走入互相競爭的營利取代維護民眾的福祉之途，國家投注於的資源亦逐步減少，削減支出的政策反映在醫療人事組織上，即是一再緊縮的人力配置以及隨之而來的過勞工作，自1990年代中期已來，德國療養院所中有超過五萬名護理人員被裁減，在病患增加但醫療人員減少下，工作時間拉長、休息時間被刪除，甚至護理人員需進行醫師的工作而無法專注於自己的專業上。一名護理人員表示自十年來加班已是工作上的常態，每週工時的正常工時雖然為38.5小時，但是每個月卻至少要負擔近90小時的加班時數，心臟科中的一名護理人員要照顧十名的患者、兒童醫院中的一名護理人則要負責36名兒童病患。另外一名護理人員則表示，醫院配置給31床的人力只有3 名護理人員，逢夜間與週末值班時更只剩二名人力，有時甚至是單獨值班，一旦有員工生病無法到班，在值的護理人員也沒有辦法要求醫院補足人力。在人力緊縮而工作源源不絕下，護理人員縱使有心給予病患最好的照護，在此客觀條件的限制下也難以達成。 

在此背景下，雖然護理人員所屬的產業中已有團體協約，但是此次護理人員的罷工提出了完全不同以往的訴求，亦即不是調薪等傳統的協商訴求，而是要求醫院為合理且明確的人力配置，這也是第一場以增加工作員額來挑戰雇主人事權的罷工，雖然雇主主張人力配置屬於資方的經營權力，勞方非得置喙，但柏林勞動法院則提出：「雇主的經營自由在員工的健康權面前沒有優先權，應該退讓。」亦即勞工可以為了改善勞動健康的問題而進行罷工。 

病患與家屬之聲援：這是一場為保障病患權益的罷工行動！ 

德國服務業工會在走訪了200間醫院所後，經過詳細的調查與訪問，估算出德國境內的醫療院所至少需補足16萬2千名護理人員，始能讓護理人脫離過勞工作的壓力。依據此一估算，工會要求以法律明訂醫療業中人事比例的規範，並組織了「為162.000護理人員號召162.000名護理人員站出來」的行動，工會於罷工前製作了16萬2千份號碼牌，於行動的第一階段讓支持此一訴求的護理人員登記領取，而領取號碼牌的行動也同時是工會與護理人員溝通罷工理念的平台，在行動第二階段亦即罷工開始後，所有持號碼牌的護理人員於6月24日下午13時於全國各地同時現身，共同表達增加16萬2千名護理人員的訴求與對罷工的支持。 

對於在罷工中被揭露的血汗醫療勞動，工會進一步將此問題連結到病患權益的保障上，在罷工的現場傳布著一句格言：「危及病患權益的不是罷工，而是醫院的人事政策！」，此句格言打動了不計其數的柏林市民前來支援，等待床位或是被取消或延後手術的病患亦對罷工抱持同情與理解之心情，良好的醫療品質只能經由合宜的勞動實現，此二者為一體兩面之理，此在這場罷工的宣傳中通過了社會大眾的檢證。

 

 

 病患生命安全與罷工權的拉据？－醫院緊急勞務設置化解衝突 

在夏里特醫院的罷工啟動後，第一週內即有113床加護病房的病床、800床的一般病房病床關床，亦即至少三分之一的病床因為罷工而不再收新的病人，另外尚有約1000個手術將因為罷工而暫停，病患的權益確實受到影響，雇主每天的損失也在50萬歐元上下，雇主也持此一理由向法院聲請暫停罷工的處分，但是法院迅即駁回雇主的聲請並明確表示：「柏林夏里特醫院的勞工得依法進行無限期的罷工。」此一法院處分並非特別令人驚訝，因為罷工權在德國雖然沒有如同我國勞資爭議處理法的明文規範，但卻是受憲法保障的權利。依勞動法院的意旨，罷工既為憲法所保障的勞動者權利，雇主的經營權在罷工前即應為一定程度的退讓，雇主因罷工而受損失乃是罷工本來的目的，國家沒有伸出援手保護雇主的必要，反之，欠缺力量而無能干擾雇主營運的罷工與「集體行乞」無異而失格，保障具有實力的罷工行動才是法律所追求的目標，所以雇主不得以營運損失為由而要求國家禁止罷工。 

與雇主的利益相較，值得考量的反而是一般民眾在罷工中的權益。罷工雖然經常對於雇主之外的民眾造成影響，但不因此就受法律禁止，在一般的生活狀態下，眾多行業與人民生活原本就緊密相關，不論是醫療業或是大眾交通業、商場百貨或餐廳等等，實際上難以期待罷工對民眾完全不生影響，徵結所在反而是民眾所受到的影響為何，例如公車司機罷工讓交通受到影響，但難以為了一時保障交通便利性為由而禁止交通業的勞工罷工，但若罷工所危及的是民眾的生命安全，則罷工將會受到限制。此次柏林護理人員罷工亦認知罷工權與生命權之重要性的先後順序，早於罷工前即與雇主約定了罷工中緊急勞務的條款，並設置了相應的人力，例如悠關生命安全的手術依原計劃進行、只有在夏里特醫院可以進行的醫療亦不因罷工而停止。雖然分配到緊急勞務的人員即不得罷工，但經由此一措施也可以避免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影響。 

我國的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第2項亦有類似的規定：「下列影響大眾生命安全、國家安全或重大公共利益之事業，勞資雙方應約定必要服務條款，工會始得宣告罷工：一、自來水事業。二、電力及燃氣供應業。三、醫院。」醫院範圍中之必要服務條款的目的在於保障民眾生命安全，若達到此一要求，即無禁止醫院中進行罷工的理由。而此所指涉的民眾生命安全亦不得任意擴大，例如與醫院中與醫療行為無關的職務（行政、餐飲、清潔工作等）即無禁止罷工之需，而無緊急性的醫療工作亦不得納入禁止罷工之列，且需考量罷工僅是暫時性而非長期的狀態，例如夏里特醫院護理人員雖宣告無限期罷工，但也僅進行十日，並於達到目的後立即回到工作崗位，於此期間內不會受到過度影響的治療或手術，即不得納入緊急勞務的範圍之中。此外，緊急勞務設置的目的在於保障病患的生命安全，而非雇主的經營利益，若雇主為了阻止罷工而不願與醫院中的工會約定必要服務條款，工會於設置合宜的緊急勞務措施後亦得罷工，否則無異容許雇主以杯葛約款的方式來架空罷工權。 

結語 

近年來，各種社會性的行動在台灣各地蜂起，不論是反對兩岸貿易協定的黑箱程序或是聲援韓國工人跨海來台抗爭等，都有為數甚多的人民參與其中，相對而言，由工會與勞工所組織的罷工行動在我國仍屬少見。而在一般的通俗言論中，罷工仍難脫「部分勞工追求私利、犧牲大眾權益」此等反罷工的批評之上，但是，由此次德國護理人員罷工所引起的社會討論，讓人不難理解醫療工作與民眾的生活習習相關，增加醫療人力所帶來的是醫療品質的提升與保障，事實上，一般民眾也難以在這場罷工置身事外，因為醫療人力不足下的受害者就是民眾。除了醫療業的罷工之外，德國的鐵路工人、郵政僱員、幼稚園中的幼保人員等勞工，也在德國各產業工會的組織動員下，於同一時間紛紛離開工作崗位進行罷工，但是沒有一場罷工中的勞工是在停止工作後回家休息等待雇主妥協，而是走上街頭、走進群眾，對大眾揭示罷工的社會性與重要性，例如司機員在過長的工時下將難以避免引發交通事故、負擔過重的幼保人員亦難以對每一位孩童為妥善的照顧，對於這些涉及多數人權益與安全的問題，個別勞工在不能憑一己之力於工作崗位上予以改變下，工會在此時組織集體行動，其實是力阻社會面臨更大災禍發生，而罷工中的勞工所承受的身心壓力並不少於工作過勞帶來的壓力，在台灣社會對於罷工仍有所顧忌下，此次德國護理人員等勞工罷工所帶來的討論，亦值得在台灣社會的脈絡下予以反思。